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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3.28-2022.3.29
美国互联网公司做国际商业时，有时被迫与压迫性政府做肮脏勾当。
当谷歌在2010年关闭了中文搜索引擎时，它放弃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的网民比美国的定居者的两倍还要多，并且增速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谷歌计划在不远的将来回到中国，但它为什么离开这个国家这么久呢？
原因是审查。在谷歌发现受到来自中国对它和一系列其他公司的网络攻击后，谷歌迅速地关闭了它的中国模块。在调查攻击时，谷歌发现谷歌邮箱账户的一系列中国人权运动被入侵了。
在此前，谷歌在中国设置商店已有四年之久，提供着符合政府压迫性审查政策的另一版本的服务。那时谷歌官方说他们认为最道德的选择是提供一些服务给巨大的中国市场，尽管被中国的审查所限制，也比让百万网民缺少接触到信息的途径要好。
但是2010年的攻击提醒这个公司去反思它的项目。谷歌将所有中国流量导向不受审查的港版搜索引擎，而不是配合政府要求去过滤搜索结果。这一举动让谷歌极有可能在中国被完全关闭。事实上，在数月以来谷歌服务对大多数中国网民来说是无法接触到的。
谷歌在中国退市是互联网公司在国际领域面对的问题的极端例子。问题在于如果它们想从事商业活动，它们会受到地方法律的审查，包括在言论上的限制。鉴于美国拥有一些在世界上最宽松的言论审查法律，美国公司必须进行调整才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从事商业活动，就算在那些和美国的文化非常相似的地区。
西欧国家常常能得到支持网络自由者的最高评价，他们对仇视言论和图像的忍耐度也比美国低得多。在德国，当令人不安的纳粹言论被认为是仇视言论和不合法的，调节机构最近收到了一份投诉：脸书不会精确遵循国际仇视言论法律。但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脸书会因为德国政府比第一修正案的审查要严而关闭它在德国的服务。
在那些拥有更压迫的政府的国家，公司经常会受到要求去关闭与当地法律冲突的更广范围的内容。例如在俄罗斯，对政府的消极言论会带来诽谤罪。通过黑海（blacksea），“侮辱土耳其”可能带来罚款或者入狱。
罗兰李是美国文明自由联合会的中级干事，他说公司需要适应政府的审查要求，这意味着这样他们才能持续提供服务。但是当他们筛选掉平台的内容，罗兰说，公司必须保持透明。
“如果这些公司能做的所有事就是公布他们的内容去接受展示，监视，甚至有时被政府审查，我认为社交媒体的存在是否本身是自由的力量是值得讨论的。”罗兰说。
最后，谷歌、脸书和推特都发布了一份详细的年度透明度报告政策，它们以生效的不同地区公布了被关闭的内容的数量和形式，获取的用户的信息权限以及它们遵守的数量。这些公司还列举了处理这些请求的原因。例如脸书表示它以“合法充分性”和“在过于宽泛或模糊时拒绝或者需要更强的个性化”检查每一个请求。但是最彻底的透明度报告在审查发生的国家也很难通行。
马克金农•热贝卡是新美国互联网隐私政策倡导的先行者。她认为公司应该在商业活动受到压迫之前就思考如何应对自由言论的问题。“这关于提前预测你会被放到什么位置并且提前决定那个位置是否是可接受的。”马克金农说，很多公司在扩张到有潜在审查陷阱的新市场前就接受了人权影响评估。
事情到了在国外做有关言论自由的决策就复杂了。但是公司仍能做一些事去反抗乐于审查的政府而不失去整个市场。
公司可以设置严格回顾制度去适应法律要求。一份严格的回顾可以确保政府对互联网公司超过法律范围的内容的审查不占优势，并且彻底的报告和透明度政策可以刺激本地运动去改变压迫性法律。
推特是一个有趣的测试例子。就和其他公司一样，它对政府要求的容忍度可以从它的行动中看出。推特的透明度报告显示了下架要求在2015年暴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高声量的驱使。这个公司持续在这些国家运转。
然而在伊朗，推特被关闭了五年多。推特通过做出规避政府的互联网过滤器留下伊朗的用户。该公司最近允许伊朗用户使用手机号进行双重认证，这个注册选项可以保护账户不被入侵。罗兰称推特在伊朗的行为是“抵制政府尝试压制内容的道德高水准标志”
（一位推特的发言人不愿评论公司的规定和商务决策，谷歌和脸书的发言人不能评价这个故事）
关于如何处理国外审查，公司们不是孤单的。国际网络倡议是一个隐私和数码人权组织，为公司在压迫性法律环境下提供指导。该组织成员包括从盈利公司比如谷歌和脸书的投资者到非盈利组织和学术组织。
马克金农是国际网络倡议的建立者之一并且仍然在任。她认为组织为那些要做出艰难决定的公司创造了一份空间去与其他成员、学者、隐私倡导者讨论，以做出合理决策。但她也谈及大多数公司太在意追逐眼前利益以至于不能在实施长期自由言论保护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国际网络倡议起码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事情不变得像他们本来会变成的那么糟糕。”马克金农说。
从事国际商业的公司，就算是那些只在欧洲大陆的，正面临着每年增加的来自政府下架内容的要求。欧洲实现两年的“被遗忘的权利”的欧盟决策（允许公民向谷歌提出申请移除那些导向误导、不准确或者不相关信息的链接）开启了关于下架内容请求的新战略。一个增长的担心是像伊斯兰的恐怖组织那样使用社交媒体来招募成员或者扩大宣传。这意味着更多政府需要预见会助长恐怖主义的内容，这些内容通常违反了平台的服务条款。
但是当服务条款的违背可能导致禁令和内容下架，大多数互联网公司不会在它们的透明度报告中公布。罗兰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在标记违反条款的内容以移除上表现积极的政府本质上是在参与另一种形式的审查。
例如英国利用了标记工具的特别优势并且至少一个英国政府的恐怖主义计数单元达到“超级标记者”状态，以此要求油管下架视频，允许它标记大量违规情况。
一些公司不报道因为违反服务条款而下架的视频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不知道哪些请求是来自政府的。一个推特的代言人说政府被要求使用与普通公众使用的相同的流程去标记推文，照片和账户。代言人说因违反服务条款而关闭的请求“非常少”。
尽管下架的请求每年增加，公司们更多地在这些问题上与政府协商。例如谷歌在中国正在招募一些位置来准备它的回归，并且它正在争取为安卓装置只提供那些符合政府要求的应用的应用商店的同意。在巴基斯坦，谷歌在上周发行了遵守本地法律的本地版油管，并在一定范围允许政府提高对服务的禁令。
这些扩张将允许谷歌触及到更多的互联网用户，输送更多信息，同时坚守公司的底线。但是对于在中国、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百万网民，这些地方的监管是规范，是否提供新服务的权衡仍然存在：容易获取的信息的代价是政府的持续控制，这过滤着美国的互联网公司。
- 作者:Astro
- 链接:https://astrosbox.com/article/202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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