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米歇尔·莱里斯的《非洲幽灵》就不得不先说说上世纪初的那次“达喀尔—吉布提民族学、语言学考察”（La mission d'ethnographie et linguistique Dakar-Djibouti de 1931-1933）。面对一战前就已经在英国、德国、荷兰兴起的民族学、人类学远征，法国人类学界的成果少得可怜。于是30年代初，由巴黎大学民族学院和自然博物馆牵头，法国政府殖民部决定出资组织一次像样的民族学考察。考察从非洲的西海岸的塞内加尔出发，穿越整个非洲大陆（大部分为当时的法属殖民地），直到东非红海口岸吉布提。刚刚脱离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米歇尔·莱里斯正是作为考察的“档案秘书”加入到这次旅行中来的。\ 这次规模庞大，耗资颇巨的旅程由民族学家、语言学家、音乐学家、画家、摄影家组成，目的是对沿途的非洲部落做一次全方位的考察。当然，考察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巴黎的民族博物馆搜集可供民族学研究的各种非洲民俗器物，从日常生活用品到祭祀集会的圣物，从衣着穿戴饰物到武器玩具装饰，包罗万象，不一而足。莱里斯在书中写道：“记录手册全填满了，虽然我们还未到买尽男人或女人身上的一切，将他们光着撂在路上的程度，但我看离这也不远了。” 到旅程结束为止，考察共收集了3000件物品，拍摄了6000张照片、1600米胶片，撰写了1500张目录卡片。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远征”，“它正式开启了法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先河，也从某种程度上结束了这种一战前在欧洲各国兴起的庞大的人类学远征的风潮。” 之后随着欧洲局势的动荡，大战的临近以及战后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这样的考察不再有可能发生。\ 暂且不算《非洲幽灵》（这本著作的复杂性我还将在之后谈到），这次考察的人类学学术成果也是丰富而多面的。莱里斯从非洲回到巴黎不久便开始撰写自己的论文《桑加多贡人的秘密语言》（La Langue secrète des Dogons de Sanga,1948）; 考察的主持者和负责人，民族学家马塞尔·格里奥列（Marcel Griaule）写就了他的《多贡面具》（Masques dogons,1938） ；同样参与旅行的音乐学家安德烈·夏付耐（André Schaeffner）也出版了他从民族学角度研究乐器起源的著作《乐器之源》（Origine des instruments de musique, 1936）。然而再多的人类学成果也不能改变，人类学自诞生伊始便充满矛盾悖论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人类学植根于西方的殖民历史。正是西方国家对新大陆的殖民，促成了人类学家走出去，与他者相遇，认识别样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国家行为的大规模人类学远征更是与殖民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当时的法国政府通过国会立法决定实施的这次“达喀尔—吉布提民族学、语言学考察”，也正是想通过这次考察来加深非洲法属殖民地间的联络，深化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以对抗英国西非殖民势力向周边扩散。\ 对于米歇尔·莱里斯来讲，这种悖论的矛盾心情贯穿着他旅行的始终。一方面他庆幸，“旅行之于我，——除了是一种最好的方式获取真知，也就是鲜活的知识之外——，我童年的一些（对非洲的）梦想因此成真，同时它也是一种对抗衰老和死亡的方法，为了幻想着的逃离将身体投射到广阔的空间里（通过与许多完全不同的人们相遇来忘记自己短暂的身份）。” 另一方面，他也在旅行中写给他妻子的信里表露出他的疑惑：“［...］我一直对我的工作兴趣十足，但相对那些我们所应用的调查手段（并不是有目的的有好的交谈，更像是法官的质询）、那些搜集民俗器物的方式（十有八九是强买，甚至抢夺），这种长久以来的兴趣显得微不足道。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投下了阴影，让我无法平静。” 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将直接影响到莱里斯旅行的写作中来。